吴可雨:回忆父亲吴冠中的艺术人生

发布时间: 2019-10-08

  有一位清瘦的老人,身上有一种让人们感到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他就是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

  吴冠中的画作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动辄以数千万元成交,但他最大的心愿和追求是让大家欣赏其画作,因此坚持不把最精彩的作品出售,也不留给家人,而选择捐赠给公立博物馆。

  吴可雨,吴冠中的长子,是当年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作为父亲艺术人生的见证人,他深情追忆起父亲的故事……

  吴可雨3岁时,父亲吴冠中从法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工作。当时,吴可雨和母亲住在父亲的老家江苏宜兴,后来被接到北京居住。

  “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差,我们都挤在一个大杂院里。”吴可雨回忆和父母在京居住的环境,“1982年之前,我们一家住在靠近什刹海的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住了50多户人家,我们有两间屋子,外屋是我和两个弟弟住,里屋是我爸妈住。屋子里不是水泥地,而是土地,因为靠近什刹海,地很潮。那时候都穿布鞋,鞋子放在地上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鞋底都是湿的。我们家的家具非常简陋,都是木头桌子、凳子,因为潮湿,时间长了木头腿都烂了。窗棱上夏天粘一层纱布防蚊子,冬天糊一层高丽纸,自己拉煤、生炉子,这也不暖和,非常冷。外屋有一个书桌,一个旧沙发,中间摆着一个很旧的画架子,就占那么小一块地方。”

  “有一次父亲发现高丽纸很软、吸水,比宣纸便宜、结实,适合野外写生,此后出外写生便总带着一卷高丽纸。”吴可雨说,“1981年夏天,父亲去新疆写生,当地高温超过40摄氏度,加上父亲东奔西跑、汗流浃背,汗水和墨汁便一起滴在高丽纸上。若干年后,父亲当时创作的画《高昌遗址》和《交河故城》先后创下中国在世画家画价的最高纪录。而这些被世人称为天价的画作就是我父亲用汗水和墨汁,画在我们家挡寒风用的糊窗户纸上的。”

  “画大幅的油画要离远一点看效果,父亲就出门隔着窗户看,看完了再进来画。我们在大杂院里住了25年,父亲画了很多精彩的作品。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他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作的。”吴可雨说。

  “刚开始,我和父亲之间的沟通很少,直到后来我到内蒙古插队。当时我们一家人分散在5个地方,我和父亲通过书信联系,他在困境当中一直鼓励我教育我,我才开始慢慢理解他对于艺术的这种执着追求。”吴可雨说。

  “1974年,父亲刚开始画水墨画,却连画毡都没有,画画时只能垫报纸或者旧床单。那时我从内蒙古插队5年后被调回北京,回来时穿着一双及膝的毡靴。母亲便把毡靴的靴头剪下来,将剩下的两片毡片拼在一起,缝成了一块两尺见方的毡子,这就是父亲的第一块画毡。”吴可雨说。

  “他的气质是典型的艺术家的气质,说话多不多看谈什么。你如果谈艺术,他的话就特别多,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很多。如果不谈艺术,他的话就很少。”吴可雨说,“他是以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他的人生标准来要求我们,他跟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并不多,身教胜于言教,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我们就是最好的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刚刚有了一间小画室的吴冠中,为了画出大作品,就将纸直接铺在地上,光着脚站在上面。这个只有11平方米的小画室摊不开大画纸,他就弯着腰一边卷一边画,一天下来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晚年的吴冠中,虽然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生活依然寒酸。

  吴冠中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学术旗帜,他的艺术是林风眠等开创的中西融合道路上的一座高峰。

  吴冠中的艺术融通中西,2019-09-14窦骁这疤什么情况?是当代中国艺坛的奇观。他的作品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遗产。

  “父亲晚年住在方庄,工作条件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虽然面积小,总算有画室了。现在一些画家住在大别墅里,有大画室。很多人看到我父亲现在的创作和生活条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父亲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他对于物质没有很高的要求。过去是政治的压力,现在是金钱的诱惑,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他都不变,保持着艺术家的本色。”吴可雨说,“他画画的时候,就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后来到了1997年、1998年,他有了大画室,画大画就绕着工作台画。这个时候他已经将近80岁,一天绕下来晕头转向。”

  “他们结婚的时候,外公很反对,说画画的人没出路,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地跟着父亲。后来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坚持去海南写生,母亲哪怕再困难都支持他去。”吴可雨说。

  “没敢告诉她,因为她身体不好,怕她知道后,受不了这个打击,加重她的病情。她现在有一点老年痴呆症,不是很严重,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但是在思考问题这方面,她已经不是正常思维了,而且记忆基本没有了。比如你跟她说今天的事情,她一会儿就忘了。她非常关心爸爸,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吃饭的时候会问‘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吃饭呢?’晚上又问‘爸爸怎么还没回来睡觉呢?’她一直以为父亲还在住院,每天问,问完了就忘。我们就骗她说爸爸身体不好,还在医院休养,她就信了。第二天她仍然会问。我们不想刺激她,因为她对父亲的感情很深,肯定受不了。”

  “他早年画画不要命,这一点他的学生都知道。出去写生的时候,他会整天不吃不喝,在家里也是一样。”吴可雨说。

  “很多不了解的人会问,为什么我没有像父亲一样去学画画。这个说起来很可笑,30多年前,父亲还曾说过‘不能让子女走这条路,要学就学实际的’,父亲其实很想让我做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吴可雨说。

  “现在人们看到他地位很高,画价很高,但很多人不知道他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30多年前,或者再往前追溯一下,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环境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那种环境根本不能发展艺术。特别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尽管抱着满腔的热情回国,想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做出贡献,但是他的理想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吴可雨说,“他说过,他自己走上艺术道路,完全是因为他热爱艺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走上这条道路之后,他发现从事艺术是没有出路的,他不愿意我们再走这条路。我们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他就说,艺术有什么用呢?做‘空头艺术家’没有意义,让我们做一些对人类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坚持画画,但是没有展出、出版的机会。因为那时候都画工农兵、歌颂领袖,你画风景,画资产阶级那些东西,根本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他反对我们学画的,这也是因为他自己惨痛经历的教训。”

  吴冠中一直认为自己对艺术孜孜不倦的努力追求,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虽然他反对孩子们学画画。

  2004年6月24日,在中华世纪坛举行的吴冠中作品个展上,被誉为吴冠中艺术生涯转折点的巨幅油画《1974年·长江》揭开了神秘面纱。著名画家黄苗子、郁达夫之女郁风、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詹建俊、杨力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等美术界的名人出席,但吴冠中因病未能前来。

  “父亲接连几天感冒、发烧住进医院。24日稍稍好转要求出院,被医生劝住,认为他病体初愈,身体虚弱不宜出院。老夫子论坛104949宁波:发力“不得已,父亲只好让我代他向大家表示歉意。”吴可雨到了现场,说明父亲未能出席的缘由。

  “1973年,我与吴冠中、黄永玉、祝大年4人受命为新装修的北京饭店创作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为了完成任务,1973年9月至1974年1月,我们4人结伴到长江写生。”袁运甫回忆说,“当时在三峡写生,吴冠中是最辛苦的,经常清早入峡,天黑返回,中午就啃几个冷馒头充饥。每晚临睡前,他还要将画笔像擦枪一样擦洗。”

  在“批黑画”运动中,创作壁画的计划夭折。1974年,吴冠中回京后根据写生素材创作了油画长卷《1974年·长江》。

  《1974年·长江》高19.5厘米,长603厘米,是吴冠中油画作品中最长的一幅,作品描绘了长江从雪山源头直到入海口的壮丽景色。这幅作品失踪30年,无人知晓它的下落。吴可雨从新加坡回来,在家找钥匙时,竟从一个闲置的抽屉里意外发现了厚厚的一卷油画稿,这就是引起美术界轰动的油画巨作《1974年·长江》。《1974年·长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收藏界人士曾私下约吴可雨洽谈收藏之事。有人出价高达5000万元。

  “父亲有言,《1974年·长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希望给它‘找一个好的去处’,比如交给国家保管等,但决不能流入拍卖市场。”吴可雨断然拒绝。

  2006年8月17日,“吴冠中《1974年·长江》等作品向国家无偿捐赠及吴冠中历年捐赠作品展新闻发布会”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举行。

  吴可雨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赠了父亲的油画《1974年·长江》和水墨作品《江村》、《石榴》。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代表故宫博物院接受了捐赠,这3幅珍贵的画作永久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得到妥善保护。

  《1974年·长江》的捐赠,开辟了故宫博物院当代油画收藏之先河,是故宫博物院当代艺术收藏工作的计划性和高标准的一个新的开端。

  吴冠中的名字被镌刻在故宫博物院用以铭记和表彰为其捐赠文物者的景仁榜上,实现了他“要把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捐给国家”的心愿。

  吴冠中卖了一批画。但他很快发现,那些收藏家买了他的画以后,基本上是藏在家里的保险柜里,和他理解的西方收藏完全不同。

  “我自己满意的作品,不卖给收藏家,他们不是爱艺术,而是做商业投资,等着股票升值。西方的收藏家他们买画,欣赏一阵后都是捐给美术馆、艺术馆和博物馆。”吴可雨回忆,父亲吴冠中从此不再卖画。

  2006年,吴冠中把《1974年·长江》、《石榴》、《江村》无偿捐给故宫博物院,是他做出的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选择。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2008年4月29日,吴冠中打电话给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要他去北京面谈事情。李磊到了吴冠中家里,拿到老人精心准备的一份捐赠名单时,才知道吴冠中继2005年赠送6件画作后,又给上海美术馆送了一份大礼:30件油墨画和36件彩墨画。这66件画作,涵盖了吴冠中上世纪60年代至今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年9月,吴冠中宣布把自己113幅画作捐赠给了新加坡美术馆,这是新加坡收到的价值最高的艺术捐献。据当时的市场价值推算,这批画作的市值高达3亿元。但这批画作的捐献,竟然在国内引发了他“不爱国”的评论。

  “我的画不是个人遗产,钱、房子你们可以分掉,但是作品我要送给公共机构,不管是哪个国家,他们能够让老百姓随时看到,我都可以给。”吴冠中的这句话,让吴可雨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的无私。

  2009年1月15日,吴冠中《我负丹青——吴冠中捐赠作品展》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他又向上海美术馆捐赠15幅素描画。

  2009年2月20日,吴冠中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6幅作品,这36幅作品涵盖了他半个多世纪的代表作。1999年,他又向中国美术馆捐献过10幅作品。

  此后,吴冠中接连向香港艺术馆、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美术学院等捐赠自己的作品。

  “我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我把‘女儿(作品)’都嫁掉了,我希望普通人能够在各大美术馆里看到我的画,我不希望我的画藏在收藏家和银行的保险箱里。”吴冠中生前说。

  “多年以来,父亲向公立美术馆、博物馆捐赠80余幅作品。从2008年5月开始,父亲让我把在海外珍藏了近20年的80余幅代表性精品作品分批带回国,直接捐赠给上海美术馆。2009年,父亲向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馆捐赠画作和藏品,并说这是最后一次捐赠,全部捐完了,连老师、老友送他的艺术珍品和原本打算留给长孙的一幅画作都尽数捐出。而去世前3天,他还在病榻上签署文件,向香港艺术馆捐赠5幅当年的新作。这就是父亲的信仰,画画竭尽全力,捐画竭尽所有!”吴可雨说。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2分时,吴冠中掩上人生画卷。此时的吴可雨,正遵照父亲生前的嘱托飞赴香港,向香港艺术馆捐赠画作。

  2010年8月29日,“向人民艺术家致敬——吴冠中先生追思会暨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追思会上,吴可雨把父亲留给自己的水墨画《春酣》和父亲的手稿、画稿以及画具捐赠给了清华大学。

  2012年5月25日,上海美术馆举办“吴可雨先生向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捐赠吴冠中先生作品签字仪式”,吴可雨现场捐赠了父亲的23件作品。

  “父亲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创作作品,其二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他的作品。”吴可雨说。